影视解说 · 2022年5月8日

《林肯》解说文案_《林肯》:政治家、自然权利与例外状态

《林肯》解说文案_《林肯》:政治家、自然权利与例外状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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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吾爱影人

 

美国| 印度传记/剧情/历史电影《林肯》,于2012年上映,由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导演,托尼·库什纳 DorisKearnsGoodwin编剧,影片讲述了本片主要根据普利策获奖得主、历史学家Doris Kearns Goodwin的著作《对手团队:政治天才林肯》改编而成,该书描写了林肯政治团队”四虎将”总检察长Edward Bates、国务卿William H. Seward、战争部长Edwin M. Stanton、财政部长Salmon P. Chase眼中的林肯,这些人都曾是林肯竞选总统时的竞争者,但后来被林肯强大的人格魅力所感召,成为他的得力干将。故事围绕着南北战争展开,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,面对种种压力,林肯和他的团队运筹帷幄,最终打赢了这场战争,统一了美国。。

《林肯》:政治家、自然权利与例外状态同意虽能产生和平,却不能够产生真理。——列奥·施特劳斯1、林肯和第二宪法在生命最后的四个月里,林肯形容憔悴,身心疲惫,步履艰难。正是这个林肯形象,而不是如今在华盛顿特区林肯纪念堂里端坐着、在五美元纸币上印着的那个偶像化、符号化了的形象,深深地打动了斯皮尔伯格导演。1865年初,最让林肯感到疲惫的,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,而是宪法第十三项修正案能否通过、奴隶制能否在美国彻底废除、《独立宣言》中主张的自然权利能否得到伸张的问题。当年1月31日,在林肯和他的团队的努力之下,众议院里的民主党人投出了足够的弃权或赞成票,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十三项修正案。4个半月后,林肯遇刺身亡。然而,林肯的死却是美国”自由的新生”的开始。几年之后,宪法第十四项修正案(所有人的生命、自由、财产享有法律的”平等保护”)、第十五项修正案(禁止以种族肤色等理由侵犯选举权),在林肯遗留的影响力之下相继通过。这三项修正案被称为美国的”第二宪法”,真正在法律上树立”人人平等”的原则,这是南北战争的最大成果、林肯的最珍贵遗产。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,也是一场重塑国家共同体的战争。第二宪法的诞生,使美国宪法从原来的保护一部分人的自由走向所有人的平等,真正落实了《独立宣言》的精神和理想,也直接决定了当今美国的基本政治面貌——多数民众都拥有选举权的大众民主的统一国家。在这个意义上,林肯指出了美国的新生之路,也重铸了美国的宪政制度。对美国历史而言,林肯的伟大已经毋庸赘言。透过《林肯》这部电影,我们只有细致地理解林肯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理念和处境,才能理解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艰难与智慧。2、民意和真理在1865年初,美国普通民众更关心结束战争,而不是废除奴隶制。就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苏沃德都说,修正案和和平谈判不可兼得。如果从民意的角度出发,在和平和废奴矛盾时,作为民选总统的林肯显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平。但林肯坚持认为,民选政府的理由应立基于对与错的标准,而这种标准必须不依靠纯粹的民意,不能只靠数人头来证明标准的正确性。可以说,林肯处在一个民意和”真理”的交叉点上。最终,他力排众议,选择在”真理”的道路上走下去。对林肯而言,这个”真理”指的就是《独立宣言》所宣示的人的自然权利: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:一切人生来平等,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,其中包括生存、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”1861年,林肯在费城独立厅的演讲中就说:我从来没有哪种政治感觉不是从寓于《独立宣言》中的感情中喷涌而出。在电影中,他颓坐在椅子上,和身边的技术人员谈论数理原理时说:”与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彼此相等,这是不证自明的””我们生而平等,这便是万物的本质”。自然权利中的”自然”,即是人之所固有(”不言而喻的”)的意思。自然权利就是指人之为人所本来具有的权利,是神圣不可侵犯的,亦即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下就拥有的、应该受到自然法的尊重与保护的权利。在众议院中的辩论中,民主党议员伍德认为,废除奴隶制违背自然法,侮辱了上帝和人类,这是把平等强加给上帝创造出来的不平等。而激进的废奴派史蒂文森则强调,违背了自然法的是奴隶制本身。其实,这是七年前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著名争论的微缩版,林肯已经雄辩地阐明:《独立宣言》和奴隶制不可能虚伪地并存。林肯把《独立宣言》中的”人人生而平等”从最初的、”前政治的”、狭窄的革命理由(独立战争时期),变成了一种公民社会实现公正治理的基本原则。自然权利(正当)在林肯的价值观中占据了最高端,这包含了他对人类经验普遍的、超越具体政治维度的哲人式理解,而非对特定政制中特定人群的特定经验的政治家式(比如林肯的内阁成员)理解。就像美国政治哲学家雅法所说,政治家告诉我们,正当的东西在此时此地应当是什么;而哲人则依照那古往今来的普遍正当的标准,肩负起指引民众的责任,以让他们晓得在此时此地什么是正当。对自然权利的洞察和坚持,使林肯具有了某种哲人的品质。然而,他又不同于像史蒂文斯那样的激进的废奴派、自由理想主义者。作为政治家,他还懂得”团结”,具有非凡的政治智慧。他和史蒂文斯的地窖争论凸显了这种差异:他们都看到白人就是不能忍受黑人和他们共享这个国家,史蒂文斯主张用南方的土地补偿奴隶,让整个国家充满自由的人民;而林肯则反对”不适度的改造”,希望实现”团结”。在南方代表的和谈过程中,林肯谈到战后如何弥合”分裂之家”时说:”我们所做的一切皆是向世界昭示,民主并非暴乱。在人民的联邦间,存在一种伟大的力量将其维系。”林肯看到,对自然权利的珍视必将成为整个联邦人民的共同信念,并由此弥合分裂。历史证明了这一点。自然权利(正当)和民主、习俗始终会存在紧张关系。伟大政治家的伟大之处正在于:他不仅懂得在民意面前像哲人一样洞悉并坚持”真理”,懂得用”真理”解放被压迫者,而且懂得用”真理”团结敌人,弥合分裂,如此才能开启新局面。3、法律和例外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”例外状态”。内战爆发之前,美国宪法中关于各州是否有独立的权力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。主权在联邦还是在州,也没有定论。所以,宪法无法在法理上对抗分离的主张。1861年3月,林肯宣誓就职总统之后,南方就有七个州宣布脱离联邦自组合众国,就像当年13个州脱离英国自组美利坚合众国一样,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继承了美国革命(分离)的传统(合法性)叙事。对于解决内战问题,宪法的实际失效构成了”例外状态”。就像政治哲学家阿甘本所论述的,例外状态构成了一个”公法语政治事实的失衡点”,如同内战、暴动与抵抗,处于一个”模糊、不确定、临界的边缘,法律与政治的交会处”。林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失衡的”例外状态”中,他必须积极地”政治地行动”,既最大可能地改造既有法律,又要维护法律程序的尊严。最终,使得”例外状态”成为法律(宪法)更贴近正义的改造机会。在内战的”例外状态”中,林肯采取了不少违背法律程序的”非常”措施:未经国会授权向南方开战;通过总统令解放奴隶,违背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;为了让修正案,他通过许诺工作等非法手段,买通选票等。在众议院,有反对者称林肯为独裁者,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对自己的内阁的一次长篇解释中,林肯承认自己的作为处在合法和违法之间的模糊地带,《解放宣言》只是在内战的”例外状态”中才暂时有效,所以需要在内战结束前,从宪法的角度永远地废除奴隶制。在林肯眼中,重要的不是保护了奴隶制的1787年美国宪法(第一宪法),重要的是1776年诞生的《独立宣言》。显然,林肯将《独立宣言》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、宪法的思想之基,而宪法只是确立了政体的组织形式。伟大的政治家能站在法律的边界上超越性地思考问题。显然,林肯并不把自己局限在法律的内部思考问题,而是从”正义”和”自然权利”的高度审视法律本身。绕过宪法回到《独立宣言》,对林肯而言,不仅是为废除奴隶制找到依据,也是为在宪法之外真正重塑民族—国家共同体寻找路径。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(1863年)中,林肯开门见山地指出:”八十七年前,我们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,它孕育于自由之中,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。”林肯显然把”八十七年前”《独立宣言》的诞生视为美国作为”新国家创立”的标志。这也意味着,他用共同的反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经验,而非法律概念,重新论述了这个国家的同一性。可以说,《独立宣言》是林肯在内战的”例外状态”中有所作为并最终成功结束”例外状态”的精神根源。4、两种”例外状态”在林肯纪念堂的大理石墙上,至今镌刻着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讲词。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中说道:”不以恶待人,而以仁爱相处。当神开启我们的眼,得见公义时,我们必须持守公义。让我们全力以赴,完成我们手中的工作,医治国家的创伤;并照料在战场上承受苦痛的人,和那些寡妇、孤儿,不忘记关怀他们,让我们竭尽全力,达成在我们中间,及众民族之间的永久的公义和和平。”这段圣经色彩浓厚的话被斯皮尔伯格导演用作电影的结尾。没有选择葛底斯堡演讲结束电影,让人略感到意外,也许是”医治国家的创伤””让我们竭尽全力,达成在我们中间,及众民族之间的永久的公义和和平”等字句让导演找到了与现实的相通之处。本世纪初”911″事件发生后,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进入”例外状态”。当年10月底,美国以反恐之名颁布《爱国法案》,对外悬置国际法,对内扩张警察机关的权限,并悬置宪法中保障基本人权的许多法律,并进一步通过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延续这种”例外状态”。不同于南北战争,美国新世纪的”例外状态”最终使一国的主权穿透了民族国家的边界,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新的权力机制,阿甘本称之为”全球内战”状态。两种”例外状态”的不同之处还在于:我们在林肯领导的内战中看到了高悬的”真理”——《独立宣言》中的自然权利(正当);而我们在布什领导的”内战”中则仅仅看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,”普世价值”仅仅是无法(无意)落实的道德外衣。这正是”例外状态”的危险之处:它的后果总是偶然的,有风险的,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终极的、外在的制度能保障例外状态下的巨大权力会被用于保存、维护、改善宪法的目的,主权者会以”真理”而非仅仅以民意和利益为指导。所以,每次”例外状态”都会打上政治家(主权者)的个人印记。每一次经历”例外状态”之后,我们都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原来的”正常状态”,只能面对更好或者更坏的状况。目前看来,美国新世纪”例外状态”属于”更坏”那种:没能让自然权利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,使得”全球内战”成为构建真正的全球政治共同体的机会,就像林肯当年使自然权利跨越种族和肤色的界限,重塑美国自身一样。2013。2。3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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